形态的呼吸：西蒙（Zsolt József Simon）陶艺中的生命意象
匈牙利艺术家佐尔特·约瑟夫·西蒙（Zsolt József Simon）创作的陶瓷雕塑，巧妙地在静态形式中捕捉生命律动。他的作品并非仅是静止不动的物体，而是处于转化过程中的”边界生命”，邀请观者将当下的静态与其动态起源相连接。西蒙通过技艺精湛的创作，塑造出结构坚固却薄如蝉翼的陶瓷墙体，在几何精确性与有机形态之间达成平衡，唤起观者对花卉、海洋生物及地质构造的联想。
这些雕塑作品立足于相似性与抽象性的交汇点，既呼应植物与动物王国的结构，又令人联想到微观世界中的硅藻之美。一种引人入胜的张力贯穿其作品：密集而华丽的外表如同具有保护性的巢穴，逐渐过渡到柔和退缩的内部空间，充满神秘的黑暗。西蒙运用”想象轴心”的概念来协调对立力量：向内的液态流动与向外的锐利光芒相互平衡，同时通过微妙的色彩选择增强作品寓意，白色暗示骨骼，黄色象征植物，灰色则加深神秘感。
西蒙的作品挑战观众在静止之中感知生命的活力，并为积极投入的观者带来源源不断的视觉体验。他的雕塑深入探讨转化与生命本质等深层议题，为静态形式如何承载生命能量提供了哲学上的思考空间。在接下来的访谈中，佐尔特·约瑟夫·西蒙将分享那些赋予他作品生命力的哲学理念、创作过程以及他的美学视角。
问：您的作品中常见一种张力：静止的物体却仿佛蕴含着生命的律动。您如何理解这种动态与静态的共存？
答：雕塑作为空间艺术，与音乐或戏剧这类依赖时间推进的艺术形式截然不同。它一旦完成，就处于一种恒定不变的状态，仿佛是某个瞬间的凝固，一种转变被“化石化”的状态。在我看来，它们呈现的是一种“死亡的变化”，不再流动，却承载着曾经的能量与方向。
因此，观众的角色不仅仅是观看者，更是感知的参与者。他们需要主动地穿越那表面的静止，去捕捉作品所蕴含的初始意图与生命感，而这一过程几乎完全依赖于视觉的触觉性。这不是关于投射幻想，而是一种深层的“认知”行为。
我们常常在不自觉中沉浸于作品的形式与色彩之中，仿佛将其“穿戴”在身，随着目光的流转进入它的内部空间。我个人偏好那些暗示“即将发生”的形态，比如含苞待放的花朵，那种紧绷中带着生成感的状态，而非像完美立方体那样的封闭与惰性。这种倾向，相信在我的作品中是可以感受到。
问：在您看来，艺术如何回应人们对“有生命”与“无生命”之间的感知？
答：我并不认为这两者之间存在真正的鸿沟，而更像是一种持续进行的、尽管是单向的联结。生命体不断地生成、排出、剥落物质，最终转化为非生命的存在。我们的身体每天都会产生毛发、指甲、脱落的皮肤，这些都属于被抛弃的部分。类似地，远古海洋生物的骨骼沉积下来，经过地质演变，形成了今天的石灰岩山脉。生命始终在以各种形式走向固化，走向沉寂。
而人类的特别之处，在于我们拥有不断发展的意识，使我们能够将超越生理需求的能量用于创造，用于推动个人或集体的精神成长。作为艺术家，我们是在这种节奏中工作。一方面是活生生的创作行为，另一方面则是产出一种终将静止、凝固、趋于永恒的“死物”。艺术的实践，本身就是一种节奏感极强的交织，生命与非生命在此并存，在当下的每一次尝试与调整中相互作用。
这并不意味着艺术能赋予死物真实的生命，但在雕塑的领域，我们确实能够通过对材料的组织与形态的构建，将那些原本冷硬、线性、边角分明的矿物质，转化为富有生命感的存在。让它们不再只是物理结构，而是拥有某种节奏、某种情感，甚至某种精神气息的存在体。
这种努力的最高表达，也许可以在古希腊的雕塑中找到答案。那些作品至今仍能唤起我们对生命的感知，不是因为它们在动，而是因为它们以静制动，于不动之中传递出蓬勃、生生不息的张力。
问：您的艺术教育背景如何塑造了您的创作之路？是什么样的探索历程引领您发展出今天这种独特的美学语言？
答：我的学习经历相当多元，早年曾在瓷器工厂学习瓷绘，接受了四年的博特默体操训练，也接触过戏剧、绘画与声乐即兴。后来，我在莫霍利·纳吉艺术与设计大学攻读硅酸盐专业，取得了瓷器方向的本硕连读学位，并获得了视觉与环境文化的教学资格。
一个转折点出现在大学四年级。当时我必须认真思考自己最核心的兴趣所在。答案出人意料地具体，那就是石膏表面被锯子切割后留下的齿痕，以及那一动作本身的力量感。尽管这一兴趣听起来并不“高雅”，我却感受到其中蕴藏着极大的能量和可能性。此后，我开启了一段漫长的实验期，尝试将粗粝的石膏片与瓷土结合，探索自由而具有张力的形态。
在这个过程中，身边的艺术家开始指出：除了我一直偏爱的破碎感与尖锐性，作品中也悄然出现了柔和、圆润的轮廓。这些对立的特质在作品中日益明显，让我意识到必须寻找一种组织原则来调和它们，防止作品因内部张力而走向崩解。于是，我开始尝试将这些形态纳入一种圆周对称的结构中，让激烈的表面运动被一个更平静、稳定的基本轮廓所收束。
我的作品往往以“虚空”为中心，围绕着一条看不见的轴线展开。这样的结构有别于实心的石雕，它在技术上是一种壳体，在感知上则表现为一种内聚的吸引力。内部空间虽未被填满，却仿佛正不断向内聚拢，形成一种无声的引力中心。
问：您作品中“内向”与“外向”这两种运动似乎同样重要，这种二元性如何体现您的创作哲学？
答：我相信，生命与创造都起源于对立力量的相互作用。我们本能地会想要理解极端，并在其间寻找一种比两者更深远、更独立的第三种状态。这种状态不是简单的中和，而是一种升华，是在剧烈张力之间建立的动态平衡。
我的作品往往呈容器状，既划分了内与外，又使它们保持开放性。特别是在“飞翔的花园”系列中，器皿的外壳不再封闭，而是双向展开：表面在向外延展的同时，也向内褶皱。这种结构让边界变得鲜活，让内外的呼吸得以流通。
我们可以从自然中观察到类似现象。光秃的地表像是天地之间的硬性分割，而一片植物繁盛的土地，则通过茎、叶、根系将地与天紧密联结。当生命进化到动物阶段，这种边界不再是附着在土地上的延伸，而成为具备自身轮廓和内部空间的独立生命体。我的作品便是游走在这类边界上的“生物”，它们既像植物，也似动物，是边界上的存在者。
问：您提到“假想轴线”能够维系形态之间的统一。这一结构理念在您的创作中是如何发挥作用？
答：在我的作品中，表面往往充满强烈的动感与对比，锐利与柔和并存。这种极端的张力迫切需要一个“内在支点”来加以收束，那便是我所说的假想轴线。
通过采用圆周或径向对称的结构，我为整体赋予一种平衡感。这种布局不仅让外轮廓显得更平静，也帮助整合那些看似分裂的视觉信息。轴线不是表面上可见的元素，却是支撑复杂性得以统一的核心，它让作品在动与静之间找到归属。
问：您曾提及“活跃的黑暗”与“暗示性的空间”。神秘感在您的作品中扮演什么角色？
答：艺术天然适合处理不确定、模糊与开放的问题。“几近”的状态本身就充满可能性，那些未被明确界定的轮廓、未被填满的空隙，正是观者可以介入的通道。
我刻意避免精确到数学般的构图，而更倾向于保留一定的模糊性。这让观者在观看过程中始终处于探索状态。我的作品常有被切割、折叠的表面，光与影在其中交错，边界变得模糊。观者在观看时会不断自问：轮廓在哪里？内部和外部的界限何在？这种持续的追问，便是与作品发生连接的过程。
问：您的作品融合了植物性与动物性元素。这种混合状态是否反映出您对人类身份的某种看法？
答：植物通过枝叶与根系调和天地，动物则将复杂性收纳进自身轮廓内。我的作品审美上徘徊在这两者之间，既扎根又流动，既外放又内敛。
人类同样是一种边界生物，既有矿物性的硬度，又具备有机生命的柔性。我们有形体，也有精神世界。我认为，理解我们与植物、动物、矿物之间的关联，有助于更深刻地理解人类自身的多层次存在。
问：色彩在您的作品中具有某种引导性。您是如何看待它在传达意义中的作用？
答：我倾向于将色彩视为直觉的语言，而不是刻意的象征。它的效果是直接的、感性的，能引发共鸣。我偏爱略带温度的白色，它能最清晰地展现形体本身的结构和光影变化。
灰色与土色系常用于作品中，它们不喧宾夺主，却能为形态提供稳定的基调。这些色彩让作品更具重量感，同时增强观者对结构的注意力。
问：您曾提到“极端的丰硕保存”。您如何看待矛盾与张力在美感中的作用？
答：我不认为美一定要建立在张力之上，但承认多样性与冲突往往为美的出现提供了能量。真正重要的是能否在保有敏感与开放的同时，始终坚持一种朝向美的努力。
对我来说，矛盾和复杂性是创作的原料，而美则是一个自由选择的方向，是从未来牵引而来的召唤。正如戏剧并不总是通往净化，张力也未必必然带来美，但二者之间确实存在某种深刻的关联。
问：“无穷尽”这一标题暗示了作品中的持续性与再生性。您如何看待作品与时间、短暂性和永恒之间的关系？
答：我希望作品能唤起观者对一种持续生成状态的感知，就像某种脉动，时而开放、时而收缩，既非纯粹静止，也非无尽生长。
虽然形态必须有所限制，不能无限向内或向外扩展，但通过细节的处理，如幽暗的中心或向外延伸的“翼”，我试图暗示一种超越实体本身的动态。这些形态向观者传递一个信号：在静止中依然存在更新的可能。
问：在当下观念先行的艺术语境中，您为何仍坚持将“美”作为艺术的终极目标？
答：我始终相信，人应当追求崇高之物。当我思考一个值得反映的世界时，我希望通过作品去建构那样的图景。在我看来，真正的美拥有提升人心的力量，是灵魂层面的感知。
尽管当代艺术强调观念、结构、干预，但我认为情感的力量依然是艺术不可或缺的核心。艺术可以是边界的拓展，也可以是复杂性的聚焦。当我们以灵魂为导向，技艺为工具，思想为骨架，对美的追求才能真正生根发芽。
今天的艺术领域就像一场能量积蓄的长周期，正处于某种“新生”之前的临界时刻。我们每一位创作者，都在影响未来的样貌。我相信，那些历经复杂性而达成的美，将在艺术的未来中占据不可动摇的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