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玻为甲

这两种环境确实非常不同。高中毕业后，我第一次去中国，当时特别渴望接受一种更注重技艺的严格训练，而中央美术学院正好满足了我这一点。但很快我就意识到，自己其实过得并不开心，因为在观念和思考层面几乎没有得到重视。对我来说，创意本身以及想要传达的内容，与制作过程同样重要。那段时间获取信息的渠道也比较有限，我常常觉得自己的思考被压缩了，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限制。

还有语言的问题。虽然我的父母是中国人，但我出生并成长在澳大利亚，英语才是我的母语。在中国，日常交流没有太大障碍，但一旦进入更深入或更抽象的讨论，我就明显感到力不从心。那段经历让我深刻体会到语言对思考的塑造有多重要。当你缺乏足够的词汇去描述某件事时，那个想法本身也很难在脑海中清晰成形。乔治·奥威尔在《1984》中其实就触及了这一点，通过不断删减词汇来限制人们的思考，从而避免所谓的“思想犯罪”。

不过，我仍然非常感激那段经历。它极大地拓展了我的世界观，直到现在，我依然会回想起当时文化课上接触到的一些哲学内容，并从中受益。

相比之下，悉尼艺术学院则呈现出另一种面貌。那里非常重视观念，但在技术训练上相对宽松。同时，它设有中央美术学院没有的玻璃艺术专业，也给予我极大的自由去探索和实验。在这样的环境中，自由与自主并存，学生必须具备足够的自律，才能真正推动自己的创作进程。

其实在真正意识到玻璃可以作为艺术媒介之前，我就已经对它产生了一种难以解释的亲近感。高中毕业创作时，我曾构想过一个从水中浮现的玻璃女性形象，带有某种重生的意味。当时老师甚至没有听说过玻璃可以用于铸造，但我知道失蜡法的存在，直觉上认为原理或许相通，于是便尝试去做。后来才发现，自己的理解只对了一部分。那个想法在当时无论在制作条件还是技术层面上几乎都无法实现，即使以现在的经验来看，仍然是一个相当具有挑战性的构想。

铸造玻璃能够呈现出吹制玻璃难以达到的雕塑感。它会完整保留模具中的每一道细节，同时又不会完全透明，使作品自然带有一种内在的重量。对我而言，这种媒介带来的影响远不止视觉层面，对性格与创作方式的塑造同样深刻。整个过程失败率极高，刚开始时接近百分之七十。反复的失败迫使我学会更加谨慎，以更系统的方式思考问题，并逐渐培养出长时间投入的耐心。

在玻璃铸造中，从一开始就必须明确想要的结果。一旦主模完成，后续几乎没有再调整方向的空间。对我来说，最令人兴奋的阶段反而是最初的构思。进入制作之后，一切都会转化为问题的拆解与解决，需要不断理解材料，并逐步逼近最终的想法。因此，最后完成的作品通常都与最初的设想非常接近。

从我房间的地板开始。

当时读大三，正经历人生中第一次真正的心碎，同时伴随着严重的抑郁。作为艺术家即将进入现实社会的焦虑席卷而来：没有保障，也没有清晰路径。虽然已经回到澳洲，身边有亲友，但我却犹豫着不愿向任何人求助。我把所有情绪积压在心里，直到有一天彻底被重负压垮，双膝跪地崩溃大哭。

事后写日记时，我把自己背负的情绪形容为“伪玻璃盔甲”。我以为自尊在保护我，实际上它却让我与世界彻底隔绝。关键在于材料特性：如果碎裂，受伤的是穿戴者，而非被保护的人。盔甲本身就此功能失调。这便是整个系列最核心的意象。

它一直都在，只是当时未被自觉激活。父亲最喜欢的角色是《三国演义》里的关羽。在老一辈亚洲男人心中，关羽是忠义与兄弟情谊的完美化身。父亲从小就把这些英雄事迹当作枕边故事讲给我听。母亲则偏爱清宫剧。这些就是我童年呼吸的空气。

但作为跨文化背景的人，我阅读故事的角度与父亲截然不同。他看到关羽作为忠臣的一面，我看到的却是致命弱点：一个把自尊和傲慢置于一切之上的男人。这正是关羽为何身披盔甲。在我看来，骄傲从来不是羞耻的对立面，而是羞耻的真正源头。

展览围绕两封直接喷绘在展墙上的手写信展开：一封写给八岁的自己，一封写给八十岁的自己。选择这两个年龄是刻意的。八岁代表无畏想象力未被现实束缚的门槛；八十岁则指向回望，指向一种可能已经模糊的记忆。两者之间，是被梦想与行动塑造的完整一生。

我曾读到过一句话：人生中只需让两个人感到骄傲，即八岁的你和八十岁的你。这句话表达了学院派语言难以描述的情感。

第一个系列《艺术家的手》置于给八岁自己的信下方。这是最亲密的作品：一排半透明玻璃手，翻模自不同艺术家的惯用手。在行为表演中，我用木槌一一击碎。艺术家的手不仅是物理工具，更是将创意转化为现实的首要媒介，却也因长期劳作而布满老茧、不断磨损。破碎隐喻了创作过程对身体造成的损耗。

《玻璃之冠》系列从制作行为转向了“抵达”瞬间。它包括三件灯工制作的头部装备：两件头饰和一件头盔。背景双屏投影播放着《理想与真相》，将佩戴头饰的 AI 人物与我现场佩戴的表演并置。AI 人物动作充满自信，现实中的我却身体犹豫、动作受限，始终被头饰随时可能滑落破碎的恐惧支配。

头饰都源于历史人物。杨贵妃在生命尽头被处决时，白居易写下“翠翘金雀玉搔头”，那些象征权力的华丽首饰就这样坠落尘埃，无人拾起。玻璃让这种脆弱变得清晰可见。

第三件《蝴蝶头盔》受汉代盔甲启发，装饰着黑脉金斑蝶轮廓。这种蝴蝶以迁徙为特征，需要跨越几代才能完成漫长旅程。这和我来到美国的经历非常契合。

最后一件大型作品《伊卡洛斯二世》占据整个后墙：一个用石蜡从我身体翻模而成的等身像，配以三米宽的玻璃羽翼。蜡制身体内部由铜线连接的热线圈构成神经系统。身体没有坠落，而是由内而外缓慢融化。神话里，伊卡洛斯是因为飞得太接近太阳导致蜡翅融化；而在《伊卡洛斯二世》中，玻璃翅膀没有失败，真正坍塌的是身体本身。毁灭源头来自内部。

非常自觉。脆弱、易碎、珍贵，这些关联显而易见。但还有更深的一层：玻璃破碎时，形成的贝壳状断口极其锋利，甚至能达到分子级的薄度。当玻璃与身体结合，你担心的不再只是精美物件毁坏，而是破碎发生时，穿戴者遭受的伤害。

我想早期就在潜意识里利用这种视角了，但直到疫情期间才真正变得自觉。不完全属于任何一个世界，反而让人能够清晰看到不同文化间的裂缝。后来，这种观察演化为《鸟鸣》系列：以十七世纪欧洲瘟疫医生的面具为原型，内部填入传统中药材，将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象征汇聚于同一件物件之中。

在中国传统观念中，朱雀守南方，因为凤凰象征火与热，对应赤道位于南方的地理认知。但在澳大利亚，这套体系并不成立。由此让我想起一句老话：“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同样的种子，在不同环境中，会发生本质性的转变。

是的。在布洛赫的语境中，梦想并非被动的幻想，而是一种主动的力量，它塑造了人们感知世界与意义的方式。但梦想本身也是不稳定的。古典悲剧并不只是由悲伤构成。当一个人明知结局具有毁灭性，却仍然选择走向它时，悲剧便由此产生。“认知”与“意志”之间的张力，正是悲剧最具力量的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