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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ce and Technology

Digital Sublime: Residual Bloom. Yeonjeong Jang

未曾绽放的花

Yeonjeong Jang 谈静止、转译,以及生命与图像之间不断变化的边界 Yeonjeong Jang. Photo courtesy of Yeonjeong Jang Yeonjeong Jang 谈静止、转译,以及生命与图像之间不断变化的边界 编者按 Yeonjeong Jang 的 Digital Sublime Flora 系列,乍看之下像是植物学研究的对象:花瓣、茎干、薄膜,以及植物生命中那些熟悉的结构。再仔细端详片刻,另一层意味便渐渐浮现。这些形态既不绽放,也不凋零。用 Jang 自己的话说,它们处于一种“持续存在”的状态,悬停在生成与消解之间,却始终没有真正抵达其中任何一端。这种静止并非停滞。她将其描述为一种看不见的压力,一种悬而未决的张力,仿佛这些形态正不断维系着自身的存在。 Flora 是 Digital Sublime 中的一个篇章。后者是 Jang 持续推进的创作项目,她借助生成系统追问一个问题:当“崇高”这一古老概念,也就是那些超出我们理解与把握之物,进入数字环境后,会发生什么?植物系列是整个项目中最贴近身体经验的一章,也让这个问题离我们最近:面对这些形态,我们几乎本能地将它们视为生命。 而这种辨认本身带来了微妙的不安。Jang 的形态先被我们看作花朵,怀疑随后才跟上。我们似乎知道自己看见了什么,同时又清楚,它从未生长,从未活过,也从未经历衰败。辨认与怀疑之间那一瞬间的间隙,正是作品开始令人不安之处。 作品也由此拒绝了我们熟悉的植物生命轨迹:绽放、枯萎、回归土壤。随着数字环境创造出越来越多拥有生命外观、却没有生物性生命的存在,Jang 的作品提出了一个更广泛的问题:我们对生命本身的感知,会不会也因此逐渐改变? 我与 Jang 谈到了这种静止、算法过程与有机生长之间那种奇异的亲缘关系,以及一个她一直在等待别人提出的问题。 From the series Digital Sublime. Yeonjeong Jang. © 2026 Forside 对话 持续存在 Our Narratives 你曾形容 Digital Sublime Flo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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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rth about four billion years ago, and the settings where life's chemistry could have begun. With so many partly isolated environments, each could have settled on a different hand, which is why a homochiral pond is a different question from a homochiral planet.

循环与沉默

从分子到文明 西莉亚·布兰科博士。照片由 Celia Blanco 提供 天体生物学家西莉亚·布兰科谈生命如何开始、文明如何延续,以及一个沉默的银河系为何未必空无一物 编者按 西莉亚·布兰科博士(Celia Blanco)的研究触及生命演化的两个遥远尺度。她既追问最初的分子如何组织起来,形成能够延续的生命系统,也思考像我们这样的技术文明能否长久存在。 她近期论文中的一个观点很快引起了我们的注意:银河系的沉默,或许并不意味着智慧生命极为罕见。技术文明也可能经历兴衰,只有在某些时期,它们才会留下足以跨越星际距离、被其他文明察觉的技术痕迹,例如无线电信号。带着这个问题,我们联系了她。 对话由此从行星尺度出发,逐渐深入分子世界,最后又回到行星与文明。访谈以书面形式进行,布兰科博士的回答经轻微编辑,以使表述更加清晰。 引言 1950年,在洛斯阿拉莫斯的一次午餐中,恩里科·费米(Enrico Fermi)提出了一个至今仍未得到回答的问题:如果银河系如此古老而辽阔,那么其他文明究竟在哪里? 几十年来,人们的解释大致指向两种可能:要么智慧生命极其罕见,要么技术文明很难长久存在。后一种可能通常被浓缩为一个数字,也就是弗兰克·德雷克(Frank Drake)著名方程式最后的 L,代表一个技术文明能够持续存在并被外界探测到的时间。在这种设想中,文明出现,向宇宙发出一段时间的信号,随后消失,从此归于沉寂。 西莉亚·布兰科近期的研究提出了另一种可能:如果文明并不是只经历一次从兴起到消亡的过程呢?人类历史上的文明曾经兴盛、衰落,也曾在危机之后重新发展。布兰科与 Blue Marble Space 的 Jacob Haqq-Misra 和 George Profitiliotis 以我们自己的文明为对象,模拟了十种可能的未来。每种情景重复运行200次,将时间向前推演一千年。 研究关注的一个重要指标是“占空比”(duty cycle),也就是一个文明在整个生命周期中保持技术活跃状态的时间比例。在不同情景下,这一比例从约0.38到1不等。有些未来始终保持稳定,没有发生崩溃;另一些则反复经历衰退、崩溃与恢复。 对于寻找地外文明来说,这个结果既令人警醒,也带来一种意想不到的可能。如果技术文明并非持续发出信号,而是经历活跃与沉寂的周期,那么寂静的天空并不一定意味着那里什么都没有。我们也许只是没有在合适的时刻看见它们。 同样的逻辑也指向我们自己。此刻的人类文明或许正处于一个能够被远方观察者探测到的阶段,但我们并不知道自己位于这个周期的什么位置。我们是在开端,处于漫长的中段,还是已经接近下一次低谷? 布兰科从一个不同寻常的方向走向这个问题。她接受的是理论物理学训练,但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研究生命起源:生命分子如何形成统一的手性,化学如何跨越某个临界点成为生物学,以及遗传密码如何逐渐形成今天的结构。 在这场对话中,她解释了为什么在她看来,最初的生命分子与技术文明的命运并不是两个毫无关联的问题,而是同一个问题在不同尺度上的表现。从分子到文明,一个系统能否延续下去,最终或许取决于两个基本条件:一个循环能否真正闭合,以及这个系统能否持续以足够快的速度补充自身,赶在消耗将它拖垮之前。 对话 占空比:文明的生命体征 Our Narratives 您的技术文明研究引入了“占空比”概念,也就是一个文明在整个生命周期中保持技术活跃的时间比例。这实际上改变了我们思考文明存在方式的角度:问题不再只是一个文明是否存在,而是它能够以多大的连续性维持技术活动。为什么您认为持续时间和间歇性是理解技术文明的关键变量,而不是一个文明所能达到的最高技术水平,比如说? 西莉亚·布兰科: 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读到,剑桥大学的 Luke Kemp 梳理了地球历史上一系列文明,并计算出一个文明的平均持续时间为336年。这并不令人意外。我们知道,地球历史上的文明不断兴起,也不断衰落。 但这让我开始思考,这种模式如果转移到技术文明上会是什么样,尤其是那些我们尚未经历过的未来。显然,我们无法直接前往未来观察,因为我们不能进行时间旅行,很遗憾!但我们可以模拟。 模拟的美妙之处就在于,你真的可以窥见所有我们能够合理设想的未来。 地球未来一千年的十种情景,按照技术活动持续时间的比例排列。占空比从约38%到100%不等。图片来源:Celia Blanco、Jacob Haqq-Misra、George Profitiliotis 十种未来 Our Narratives 您模拟了十种可能的文明轨迹,每一种都具有不同的治理结构与资源利用方式。在不完全透露论文内容的情况下,哪一种未来让您在研究过程中感到最不安?为什么? 西莉亚·布兰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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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hermal gradient, from the heat that drives the device to the cold it produces.

热制造出的冷

用热制造冷 徐静远(Jingyuan Xu)。图片由徐静远提供 蕭翊庭(Yi-Ting Hsiau)。图片由蕭翊庭提供 徐静远(Jingyuan Xu)与蕭翊庭(Yi-Ting Hsiau)谈一种受热时产生运动、释放时降温的金属,以及一台以同一种金属薄片作为动力核心的冷却系统 编者按 世界上大多数冰箱和空调的工作方式,与一个世纪前并没有太大不同。电机压缩气体,气体升温并将热量释放到室外,随后膨胀、降温,再把冷量输送到需要的地方。这种方法可靠,而且无处不在:供暖与制冷加在一起,占全球能源消耗的近一半。但它也有两项代价。一是需要电力,二是依赖制冷剂气体,而这些气体一旦泄漏,其中一些会产生极强的温室效应。我们为了让房间变凉,却也在让地球变暖。 大约十五年来,一小群研究人员一直在寻找一种完全不需要气体的替代方案。某些金属在被拉伸后释放时会降温。任何拉过橡皮筋,再把它贴在嘴唇上的人,都曾体验过这种效应的微小版本:拉伸时橡皮筋变暖,松开后变凉。在镍钛合金中,这种效应要强烈得多,因为对金属施加载荷与卸载,会使其晶体结构在两种排列之间来回转换,而每一次转变都会吸收或释放热量。这就是弹热效应,以此为基础的装置已经能够实现真正的制冷。不过,到目前为止,弹热制冷设备仍然依靠电力驱动的机械装置来施加所需的载荷。 镍钛还有另一种广为人知的特性。低温时被弯曲变形,受热后却会恢复原来的形状。这就是形状记忆效应,它与弹热效应来自同一种晶体结构转变,只不过驱动转变的不再是力,而是温度。正是这种特性,使一根受热的金属丝能够提起重物,也使镍钛合金被用于血管支架和眼镜框。 德国卡尔斯鲁厄理工学院热工程研究团队负责人徐静远(Jingyuan Xu)与她的博士研究人员蕭翊庭(Yi-Ting Hsiau),和日本筑波大学的合作者一起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把这两种特性结合起来,会发生什么? 一片厚度仅为 22 微米的镍钛薄膜受热后,凭借对原有形状的“记忆”产生拉力。这股拉力会拉伸第二片薄膜,后者由含有少量铁的镍钛合金制成,并经过调节,使其在室温下保持超弹性。当第一片薄膜冷却并松弛时,第二片薄膜随之卸载,于是温度下降。热量从一端输入,冷量从另一端产生,两者之间没有任何电力驱动的机械装置。 他们的原型机研究近期发表于 Nature Energy。最初的实验中,研究人员用电流将驱动薄膜加热到 86°C,以此作为一个可控热源。在这种条件下,制冷薄膜本身产生了接近 13°C 的温度变化,整个装置的冷热两端则形成了 4°C 的温差。随后,研究团队用 130°C 的外部热源取代电流,装置依然能够运行,并产生 2.2°C 的温差。第二次实验才是真正关键的证明:仅仅依靠热,就能制造出冷。 目前,原型机所实现的温差仍然有限,研究人员对此也毫不回避。但真正不容忽视的是这一结果背后的思路。工业、计算和交通运输所消耗的大量能源,最终都会变成我们并不需要的热,而我们随后还要消耗更多能源把这些热量移走。如果一台装置能够把热本身作为制冷的能源,那么它提出的其实是另一个问题:所谓“废热”,究竟是热本身的一种属性,还是我们现有系统安排方式的结果?我就其中的物理原理、原型机第一次真正运行的那一天,以及当一种材料似乎能够自行“运作”时,我们该如何理解它,与徐静远和蕭翊庭进行了访谈。 对话 Our Narratives弹热制冷已经研究了多年,而以往所有方案中,为形状记忆合金施加载荷的力都来自电机。你第一次想到,电机本身也可以是另一种由热驱动的形状记忆元件,是什么时候?有没有某个具体的时刻或一次谈话促成这个想法,还是它逐渐形成的? 徐静远:这个想法来自对热力学循环可逆性的思考。弹热制冷利用机械功驱动可逆相变并产生冷却,这让我开始思考与之互补的过程:我们能不能利用温差来驱动相变并产生机械功,也就是制造一种固态热机? 接下来很自然地出现了另一个问题:如果一个循环可以把热转化为机械功,而另一个循环又可以把机械功转化为冷却,为什么不把两者直接连接起来?这成为我们系统最初的概念来源:一片形状记忆薄膜把热转化为运动,而这种运动再驱动第二片形状记忆薄膜产生冷却。 所以,我们的想法并不只是用别的东西取代电机,而是把两个互补的热力学循环连接起来,让一个循环的输出成为另一个循环的输入。 Our Narratives镍钛合金有两种广为人知的特性,一种是受热时产生运动的形状记忆效应,另一种是卸载时产生冷却的弹热效应。你们的系统让一片薄膜完成前一种功能,另一片完成后一种功能。你一直把它们看作同一种材料的两个面向吗?还是后来才形成这样的理解? 徐静远:是的,我一直认为它们是同一种材料物理机制的两个面向。形状记忆效应和弹热效应都源于镍钛合金中可逆的马氏体相变,区别只在于我们如何驱动和利用这种转变。 在一种情况下,温度变化可以产生机械运动;在另一种情况下,机械加载和卸载则可以产生温度变化。正是这种双重性启发我们把两种功能结合起来,同时针对不同作用和不同相变温度,对两片薄膜分别进行调节。一片作为热驱动执行器,另一片作为制冷材料。 对我来说,这套系统最巧妙的地方在于,它并不是把两个彼此无关的现象拼接起来,而是在以两种互补的方式利用同一种基础物理机制。 Our Narratives用热制造冷,中间却没有电机,听起来几乎有些矛盾。如果面对一个直觉上认为这不可能的人,你会怎样解释其中的热力学原理?制冷所需要付出的“代价”究竟在哪里? 徐静远:听起来或许有些矛盾,但从热力学角度看,它与其他热驱动制冷技术其实很相似。关键在于,足够高温的热能因为与周围环境之间存在温差,因此具有转化为有用功的潜力。 在我们的系统中,热首先驱动形状记忆驱动器发生相变,将一部分热能转化为机械功。随后,这些机械功直接传递给弹热薄膜,驱动制冷循环。 所以,制冷当然不是免费的。它所付出的“代价”来自提供给驱动器的热量,归根结底来自可利用的温差。我们的方法比较特别之处在于,通过两种相互耦合的固态材料直接完成这种能量转换,不需要先把热转化成电,也不需要电机驱动。 热驱动配置下的装置。左侧,镍钛驱动薄膜由热源加热并产生拉力;右侧,镍钛铁制冷薄膜被拉伸并释放,从而降温。插图显示带翅片的铜散热器,以及用于模拟废热的小型加热器。改编自 Hsiau 等,Nature Energy(2026),doi:10.1038/s41560-026-02122-6,CC BY 4.0。 Our Narratives制冷与供暖占全球能源消耗的近一半,而工业、计算和交通运输产生的大量热量最终只是被排放掉。你把自己的研究优先看作一种制冷技术,还是一种重新定义什么才算“废弃物”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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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ce on Earth, Bob on the Moon: nothing either does to their particle can affect the other, expressed mathematically as A · B = B · A.

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肖像。图片提供:Pedro Barrios Hita,HHU Pedro Barrios Hita 谈用实数重新表述量子力学时,究竟会发生什么 编者按 接触过复数的人都知道,一个复数可以用两个实数来表示。其中多出来的元素,是虚数单位 i,它的定义是 i² = −1。例如,3 + 4i 这个复数,可以简单地表示为一对实数 (3, 4)。从这个意义上说,复数所包含的数值信息,并不比两个实数更多。 于是,在已有百年历史的量子力学背后,一直存在一个很自然的问题。量子理论从头到尾都以这种方式书写,i 贯穿其整个数学体系。但如果同样的信息可以用一对普通的实数来表达,那么虚数单位对于物理本身究竟是否不可或缺,还是说,它只是一种组织数学结构的优雅方式? 2021 年,Marc-Olivier Renou 领导的研究团队在 Nature 发表论文,给出的答案倾向于前者:任何只使用实数的量子理论,都无法重现标准量子理论的全部预测。这项结果被广泛报道为一种证据,表明虚数在某种意义上具有物理实在性。 Pedro Barrios Hita 是德国杜塞尔多夫海因里希·海涅大学的博士研究人员,同时在德国航空航天中心开展研究,与 Dagmar Bruß 教授合作。他并不认为这个问题已经有了定论。在重新梳理上述结论所依赖的假设时,他和 Bruß 发现,其中一项假设可以改变。采用另一种组合量子系统的规则之后,他们证明,仅使用实数的量子理论仍然可以成立。 不出意外,围绕这项研究的解读很快超出了研究本身所能支持的结论。因此,我请他解释这项结果究竟说明了什么,而对于一个连我自己一开始也理解有误的问题,他给予了耐心的澄清。 — Adelina 量子力学是否可以只用实数来表述的研究问题及研究结果示意图。图片提供:Pedro Barrios Hita,HHU 对话 Our Narratives 你最初是怎么接触到这个问题? Pedro Barrios Hita:我的博士研究领域是量子资源理论,它是量子信息领域的一个分支,研究实现量子加速所需要的各种“资源”。换句话说,我们研究的是,那些使量子任务在某种意义上具有优势的资源究竟如何发挥作用。其中一种资源就是虚数性(imaginarity)。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接触到了 Renou 等人在《Nature》发表的那篇论文。 起初,我们并没有特别留意组合公设(composition postulate)。真正促使我们进一步研究它的,是一个非常自然的想法:复数“不过”就是两个实数,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后面的研究都是从这个疑问开始。 Our Narra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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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osite image of the Galactic Center. Green and yellow show 8 μm and 24 μm emission observed with Spitzer (Churchwell et al. 2009; Carey et al. 2009); red shows 20 cm emission from MeerKAT (Heywood et al. 2019, 2022) and the Green Bank Telescope (Law et al. 2008). Adapted from Henshaw et al. (2023) and Longmore et al. (2026).

来自星际的第一种糖

星际之间的第一种糖 Izaskun Jiménez-Serra 博士在耶韦斯天文台 40 米射电望远镜前。图片提供:西班牙瓜达拉哈拉耶韦斯天文台 Izaskun Jiménez-Serra 讲述在银河系中心附近发现一种脆弱分子的过程,以及它可能如何抵达早期地球 编者按 当恒星尚未诞生,太阳还未点燃,行星也未从尘埃与冰中形成时,银河系深处的分子云中,化学反应已经悄然展开。在冰冷而幽暗的星际空间里,原子彼此结合,逐渐形成更复杂的分子,其中一些后来成为小行星与彗星的组成部分。 几十年来,科学家一直认为,这些分子的形成遵循一种可以预测的顺序。随着复杂程度逐渐增加,碳原子一个接一个地加入分子结构。这一图景简洁而优雅,也得到了理论和观测的共同支持。然而,自然往往比我们的模型更富创造力。 今年早些时候,马德里天体生物学中心的 Izaskun Jiménez-Serra 博士及其同事报告了首次在星际空间中直接探测到糖分子。他们发现的并不是原本预期的较简单三碳糖,也就是甘油醛和二羟基丙酮,而是赤藓酮糖(erythrulose)。这种四碳糖出现在银河系中心附近的一片分子云中,其丰度之高出乎研究团队的预料。 这项发现的意义已经超出了天体化学本身。如果糖能够在恒星与行星形成之前出现,那么一些与生命密切相关的分子,或许早在地球诞生之前,已经存在于宇宙之中。 我与 Jiménez-Serra 博士谈到了这项意外发现、发现之前的怀疑,以及一个脆弱的分子如何改变我们对星际化学的理解。 — Adelina 耶韦斯天文台的 40 米射电望远镜,研究团队利用这台仪器在分子云 G+0.693−0.027 中探测到赤藓酮糖。图片提供:西班牙瓜达拉哈拉耶韦斯天文台 现代天体化学长期以来一直将分子的形成理解为一个逐步推进的过程。简单化合物首先形成,随后通过逐个增加碳原子,产生稍大的分子。经过数百万年,分子结构逐渐变得复杂。 这样的图景井然有序,而且在许多情况下相当成功。 然而,一个小小的分子开始挑战这一传统认识。 在银河系中心附近的分子云 G+0.693−0.027 中,Izaskun Jiménez-Serra 博士的团队探测到了赤藓酮糖,首次直接证实糖分子存在于星际空间。出乎意料的是,这种四碳糖的丰度至少是此前寻找的较简单三碳糖的八倍。按照传统模型,结构较简单的三碳糖理应更早形成,却至今没有在星际介质中被探测到。 研究结果也揭示了另一种分子形成方式。赤藓酮糖并非只能依靠碳原子逐个增加而形成,两种较小的二碳分子,甘醇醛(glycolaldehyde)和乙二醇(ethylene glycol),可以直接结合生成赤藓酮糖。在星际环境中,这种反应路径的效率可能远高于此前的预期。 这项发现不仅丰富了天文学已知的有机分子种类,也为理解生命出现之前的化学演化提供了新的线索。赤藓酮糖进入水环境后可以转化为苏糖(threose),而苏糖被一些研究者视为早期核酸的潜在前体。如果类似分子在太阳系形成之前已经存在,它们可能后来被带入彗星和小行星,最终抵达早期地球,参与生命起源之前的一系列化学过程。 为了理解一个出乎意料的分子如何挑战延续数十年的传统认识,我与 Jiménez-Serra 博士讨论了发现过程、支持这一结论的证据,以及一种简单的糖在生命出现之前可能经历的漫长旅程。 赤藓酮糖,一种四碳糖,也是迄今首次在星际空间中探测到的糖。图片提供:Juan García de la Concepción,埃斯特雷马杜拉大学 对话 Our Narratives 你曾提到,当同事建议你们在数据中寻找赤藓酮糖时,你最初并不认为会有所发现。是什么让你产生了怀疑?后来又是什么让你确信,你们看到的确实是赤藓酮糖的信号? Izaskun Jiménez-Serra:在此前围绕这一方向开展的研究中,我一直在寻找三碳糖,但始终没有探测到。所以,当这项研究的共同作者之一 Emilio Cocinero 建议我们转而寻找赤藓酮糖时,我其实很怀疑。如果连结构更简单的三碳糖都没有找到,那么发现更复杂的四碳糖似乎更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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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visualization of the electron wave packet's response to a pulse of light, illustrating the space-time tradeoff described in the study.

在阿秒之间看见电子

捕捉电子运动的瞬间 Raffael Spachtholz(左)与 Katharina Glöckl(右)在实验所使用的扫描隧道显微镜装置旁。图片提供:Katharina Glöckl、Raffael Spachtholz,雷根斯堡大学 Katharina Glöckl 与 Raffael Spachtholz 谈如何捕捉电子运动的瞬间 编者按 有些实验最重要的发现,并不是揭示我们知道了什么,而是让我们看见知识能够抵达的边界。 今年七月,雷根斯堡超快纳米科学中心与汉堡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在量子测量中揭示了一种新的权衡关系:对电子运动发生的时间掌握得越精确,对其空间位置的判断就越不确定。这并非对海森堡不确定性原理的修正,而是与之并存的另一种限制。研究人员将其称为电子运动的“时空极限”,并首次在实验中直接观测到这一效应。 我最初联系了 Jascha Repp 教授,他随后建议我与真正参与实验的两位博士研究人员 Katharina Glöckl 和 Raffael Spachtholz 交流。接下来的对话,是他们以自己的语言讲述一项历时七年多的研究如何一步步展开。从最初的构想到寻找一种能够同时获得高时间分辨率与高空间分辨率的方法,再到激光系统与扫描隧道显微镜的研制,实验精度最终达到足以观测一个此前只存在于理论预测中的现象。他们也谈到了亲眼看到电子在光脉冲过后半飞秒才作出响应,究竟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 Adelina 测量过程中发光的扫描隧道显微镜针尖。图片提供:Katharina Glöckl、Raffael Spachtholz,雷根斯堡大学 对话 Our Narratives 第一次从数据中看出你们观测到的可能是真实信号,而不是噪声或实验装置造成的假象时,发生了什么?当时是什么感受? Katharina:说实话,刚开始的时候你会有些迟疑。你看到一个似乎确实由光波驱动的电流信号,但第一反应还是逐一排查各种可能:我是不是漏掉了什么?我们真的把所有问题都考虑清楚了吗?误差可能藏在哪里? 只有当你亲自排除了所有可能产生假信号的来源之后,才会真正感到兴奋,而随之而来的,还有更强烈的好奇心。从那一刻开始,我们只想继续测量,看看还能发现什么。事实上,还有太多未知等待我们去探索,而这也正是科研最令人着迷的地方。 Our Narratives 要建立一个达到阿秒精度的实验,听起来几乎难以想象。要让激光的时间控制达到所需精度,最困难的部分是什么?你们花了多久才真正开始相信测量结果? Katharina:激光系统最先搭建起来。论文第一作者 Simon Maier 和我的博士导师 Rupert Huber 使用经过自行改装的商业模块设计了整套系统。 真正耗费时间的是之后的工作,包括优化光学波形、达到测量所要求的稳定性,同时还要搭建一台适合实验需要的扫描隧道显微镜。 测量中最困难的问题是热稳定性。近红外光会给针尖和样品带来相当大的热负荷,即使激光功率只有极微小的变化,也可能引起远大于我们真正想测量的光波驱动电流的变化。 通常可以通过周期性切断光束来分离信号,但在这里行不通,因为光束的开关本身会产生热效应,足以淹没真正的信号。最终的关键思路,是改为调制脉冲的载波包络相位,并让所有信号锁定在同一个参考基准上。 Raffael:还需要强调一点,完成这项实验所需要的远不只是一种新型激光源。扫描隧道显微镜也是专门为这些实验自行设计和制造的,而激光系统则与它同步开发。 要把两个处于前沿的研究领域结合起来,需要 Jascha Repp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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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otocell drifts in the shallow, mineral-rich waters of the early Earth, some four billion years ago, its fatty membrane enclosing a single curling strand of RNA.

在第一个细胞出现之前

在第一个细胞出现之前 杰克·W·绍斯塔克,2025年 · 摄影:Christopher P. Michel · CC BY-SA 4.0 · 图片来自 Wikimedia Commons 诺贝尔奖得主探索化学成为生物学的那一刻 编者按 杰克·W·绍斯塔克博士(Dr. Jack W. Szostak)现任芝加哥大学化学系大学教授(University Professor),同时担任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研究员。他因揭示端粒和端粒酶如何保护染色体而荣获2009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此后,他将研究重心转向科学中最深刻的问题之一:生命究竟如何起源? 他的实验室致力于原细胞研究,也就是探索最简单且在化学上可能成立的生命系统,并考察早期地球上RNA可能在怎样的化学条件下完成复制。那时尚未出现酶、DNA,也没有任何我们今天会称为生物学的复杂机制。2024年,他与多位科学家在《科学》杂志共同发表评论文章,呼吁暂停镜像细菌研究。本次对话进行于2026年6月。 Adelina 大约三十亿至四十亿年前,早期地球上的某个地方,化学跨越了一道门槛,成为生物学。没有人确切知道这一过程发生在何处、如何发生,也没有人知道它是否曾经出现过不止一次。唯一能够确定的是,它至少成功发生过一次,而今天所有生命、所有细胞、所有生物以及所有基因组,都可以将自己的起源追溯到那个时刻。 几十年来,杰克·绍斯塔克一直试图理解生命起源背后的化学过程。他追寻的不是哲学层面的答案,而是能够通过实验验证的过程。他的实验室不断构建尽可能简单的生命系统,观察它们能够完成哪些功能,又缺少哪些能力,并将每一次失败都视为下一轮实验的重要线索。 他研究的原细胞由脂肪酸膜包裹一段短链RNA组成,结构简单得近乎不可思议。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只是一个包裹着遗传物质的微小囊泡。然而,恰恰是这种极简结构,使原细胞成为探索生命起源最有力的实验模型。生命最初必须足够简单,才能由一群分子自发组装,并逐渐获得生长、复制和演化的能力。而绍斯塔克始终追问的核心问题,正是早期地球的化学与物理条件如何共同作用,跨越通向生命的门槛,并使生命得以诞生。 从端粒到核酶,再到定向进化,绍斯塔克的研究不断延伸,如今又回到了生命起源本身。他真正关心的,并不是生命由哪些分子组成,而是生命第一次学会制造自己的过程究竟如何发生。 在本次访谈中,我们讨论了RNA世界假说、镜像生命引发的争议、化学如何逐步演变为生物学,以及如果一个正在形成的生命系统真的出现在烧瓶中,科学家究竟会看见什么。 访谈 核心追求 Our Narratives你的实验室始终围绕一个根本问题展开研究:化学需要具备哪些条件,才能演变为生物学?最初是什么吸引你进入这个领域?经过几十年的探索,你今天面对的,还是当年最初提出的问题吗?还是一路走来的研究,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你对生命起源的理解? 杰克·W·绍斯塔克 我关注生命起源已经很长时间了,可以追溯到汤姆·切赫(Tom Cech)和西德尼·奥尔特曼(Sidney Altman)发现核酶的时候。他们的工作彻底改变了人们对早期生命的认识,也提出了一个极具吸引力的设想:最早的生命或许只依赖一种生物聚合物,也就是RNA。按照这一设想,原始细胞携带RNA基因组,而基因组的复制则由RNA酶催化。这个想法极具说服力,我觉得自己必须参与其中。 于是,我与詹妮弗·杜德纳(Jennifer Doudna)和雷切尔·格林(Rachel Green)开始尝试让一种天然存在的核酶,也就是Ⅰ类自剪接内含子,完成类似复制的反应。我们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很快意识到,要真正实现复制,需要寻找或创造一种更适合催化复制化学反应的核酶。 后来,戴夫·巴特尔(Dave Bartel)通过定向演化获得了一种核酶连接酶,能够催化与DNA复制和RNA转录相同的化学反应。此后,世界各地的多个实验室沿着这条路线不断推进,构建出性能越来越好的RNA聚合酶核酶。与此同时,随着这些分子变得越来越复杂,我们开始思考,生命是否可能拥有一个更简单的起点。这个问题最终将我们带向了如今关于RNA纯化学复制机制的研究。 因此,我们的研究方向经历过几次重要调整,但真正想回答的问题始终没有改变:生命是否起源于一个以RNA遗传复制为基础的系统?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它究竟如何发生? 对这个问题的追寻,也促使我们在1990年开发出体外选择技术,并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持续探索适体、核酶、DNA酶、肽和蛋白质的实验室演化。虽然那一阶段的研究成果丰硕,却也将我带向了另一个更加根本的问题:达尔文演化最初究竟如何在早期地球上启动? 关于原细胞 Our Narratives你曾将原细胞形容为一个包裹着遗传物质的“肥皂泡”,简单得近乎不可思议。然而,正是这种极简结构,成为理解生命起源的关键。从如此简单的体系,到连最原始的现代细胞都拥有的惊人复杂性,中间的巨大跨越意味着什么? 杰克·W·绍斯塔克 原细胞模型看上去或许简单得令人难以置信,但这恰恰是重点所在。生命最初必须足够简单,一群分子才能自发组装成能够开始演化、适应环境,并最终孕育出现代生物学的系统。 不过,从化学角度来看,原细胞其实已经相当复杂。与任何现代细胞相比,它所携带的RNA基因组极其微小,但RNA本身就是一种结构高度复杂的分子。它的细胞膜在化学上更为简单,由能够自行组装的脂质构成,可是我们至今仍不知道早期地球上的脂肪酸究竟如何形成。此外,生长和分裂所需的物质从何而来,哪些环境能够支持最早期的原细胞,也仍然是根本性的未解问题。研究得越深入,生命起源所呈现出的复杂层次就越多。 Our Narratives柠檬酸问题提供了一个很有启发性的例子。你的实验室发现,柠檬酸能够缓解原细胞研究中的一个关键矛盾。镁离子是RNA化学反应不可缺少的成分,却会破坏脂肪酸膜,而柠檬酸既能保护细胞膜,又能让RNA反应继续进行。柠檬酸的重要作用是否意味着,早期地球的化学环境远比我们过去设想的更加复杂,甚至已经具有某些生物学特征?当一个如此巧妙的解决方案出现时,你更倾向于把它看作一项新的发现,还是认为它只是揭示了一个原本就存在、等待被认识的机制? 杰克·W·绍斯塔克 我们仍然不知道这个矛盾最终会如何解决。柠檬酸可以通过相对简单的前生物化学反应生成,但产量很低,不足以在高浓度镁存在的情况下保护脂肪酸膜。 目前仍有几种可能的方案。第一种是寻找比柠檬酸更简单、能够发挥相同作用的分子。第二种是采用由中性脂质组成的膜,这些脂质同样可能在前生物条件下形成,而且不会被镁离子破坏。第三种可能,是降低镁离子的浓度,同时让它与短肽结合,以提高其催化活性。也可能还存在其他解决方案。现阶段,这仍然是一个开放问题,也是我们正在积极研究的方向。 关于RNA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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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enetic code mapped as a spiral through time, showing how the system of codons and amino acids expanded outward from a single ancient origin. Orange traces the older operational code; blue traces the standard code that followed.

当化学学会记忆时

语言之前的语言 Prof. Gustavo Caetano-Anollés in his laboratory · © University of Illinois 古斯塔沃·卡塔诺-阿诺勒斯(Gustavo Caetano-Anollés)博士谈二肽、双重编码以及生物学意义的涌现 编者按 我第一次接触古斯塔沃·卡塔诺-阿诺勒斯博士(Dr. Gustavo Caetano-Anollés)的研究时,就被它所吸引。并非因为论文的结论,而是因为他所提出的问题格局。 他在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的团队通过梳理跨越生命各主要谱系、逾四十亿条序列的二肽演化史,发现其时间线与蛋白质结构域及转运RNA(tRNA)的进化记录高度契合。三个独立的分子系统,共同讲述了一个连贯的故事。 真正吸引我的,是其研究方法背后的追问:化学究竟是如何转型为信息编码?分子是如何从单纯的化学反应,跨越到拥有意义与逻辑的范畴? 鲜少有科学论文会如此直白地触及这些本质问题。而在卡塔诺-阿诺勒斯博士数十年的学术生涯里,对答案的探求从未停止。 以下是我们进行的深度访谈,话题涉及遗传密码的起源、RNA世界假说的反思、二肽演化中的对称之美,以及化学如何演化为能够“记忆”自身的体系。 Adelina 生物学中最深奥的问题之一至今悬而未决。 生命依赖于一个翻译系统,通过遗传密码将核苷酸序列转化为蛋白质。然而,该密码的起源仍不确定。为什么生命依赖两种分子语言而不是一种?为什么密码子和氨基酸之间存在这种特定的映射关系?为什么是核糖体? “RNA世界假说”曾长期占据科学界的主流地位,认为RNA是先于蛋白质出现的始祖分子,独自扛起了储存信息与催化反应的双重重任。这套理论逻辑精妙,但随之而来的证据却提醒我们:生命的起源远比这复杂得多。古斯塔沃·卡塔诺-阿诺勒斯(Gustavo Caetano-Anollés)并未陷入“寻找第一个分子”的传统窠臼,而是转而求助于系统发育基因组学。他通过解构现代生物中留存的分子结构“化石”,试图还原那段被湮灭的进化史,去探寻生命基石涌现的真实序列。 在2025年发表于《分子生物学杂志》(Journal of Molecular Biology)的一项研究中,他的团队分析了涵盖古菌、细菌和真核生物的1,561个蛋白质组中的43亿条二肽序列。所得出的年代学顺序,与从蛋白质结构域和转运RNA分子中独立得出的历史相吻合。这三个系统都指向了遗传密码涌现过程中的相同事件序列。 最令人惊讶的发现之一是一种惊人的对称性:二肽及其反向对应物(即抗二肽)在进化史上是同步出现。这种模式表明,早期编码系统与分子信息的双向结构之间存在深层联系。 这些发现提出的问题远超蛋白质本身。它们触及了生物学意义是如何涌现、信息如何与功能建立联系,以及化学何时跨越了进入生物学的门槛。 How transfer RNA evolved over billions of years, growing arm by arm from a simple ancestral structure into the molecule that transl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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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Giovanni Barontini of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时间由什么构成

时间由什么构成 Inside the lab · ©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一项实验提出,时间或许并非宇宙最基本的存在,而是从内在秩序中涌现出来 编者按 乔瓦尼·巴隆蒂尼博士(Dr. Giovanni Barontini)是英国伯明翰大学物理学教授,隶属于原子量子系统研究组,长期从事超冷量子气体及其在基础物理学中的研究。2026年6月,他在《物理评论研究》(Physical Review Research)发表了一项独立实验研究,首次证明时间可以从一个孤立量子系统内部自然涌现,而无需借助任何外部时钟。这项研究为理论物理学和量子宇宙学长期以来关于时间起源的相关理论提供了首个可控的实验室证据。本次访谈于2026年6月进行。 Adelina 时间是人类经验中最熟悉的存在,却是物理学中最难理解的概念之一。我们能感受到它的流逝,能不断测量它。然而,一些最严谨的宇宙理论却提出,在最基本的层面上,时间或许并不存在。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提出的惠勒–德威特方程(Wheeler–DeWitt equation)将整个宇宙描述为一个单一且静止的量子态,其中不存在任何内置的时间参数。在这一框架中,没有任何外部时钟在宇宙之外持续计时。我们所体验到的时间,无论是流动、方向,还是看似不可逆的演化,都必须源自其他机制。那么,它究竟从何而来? 为了探索这一问题,巴隆蒂尼博士在伯明翰大学实验室构建了一个微型宇宙。他利用二万四千个仅比绝对零度高出几十亿分之一度的超冷铷原子,创造出一个与外部时钟完全隔绝的封闭量子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一个明亮区域不断扩张与收缩,如同微缩版的宇宙大爆炸及随后的引力坍缩。而就在这个封闭世界内部,时间的概念开始自然浮现。它并非来自外部赋予,而是伴随着系统内部熵的重新分布逐渐形成。 即便如此,巴隆蒂尼博士并未急于得出更进一步的结论。他强调,这项实验并不能证明真实宇宙中的时间同样源于涌现。然而,它首次以实验方式表明,这一长期停留于理论层面的设想不仅符合物理规律,而且能够在实验室中被构建、观察和检验。 我们与巴隆蒂尼博士讨论了这项实验的设计过程、其中最令人意外的发现,以及他如何理解这些结果对于时间本质所带来的启示。 Illustration · © Dr. Giovanni Barontini 对话 关于研究动机 Our Narratives多数实验物理学家的工作,通常是在既有理论框架下进行验证。时间是否属于宇宙最基本的属性,则始终处于物理学与哲学的交汇处,长期以来也被认为过于抽象,难以进入实验室研究。是什么吸引你关注这一问题?又是什么让你相信,现在已经具备了开展实验的条件? 乔瓦尼·巴隆蒂尼:我想,大多数物理学家真正着迷的,始终都是那些最根本的问题。随着职业的发展,我们不可避免地会越来越专业化。实验变得愈发复杂,专业知识也越来越重要,这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容易渐渐远离那些最初吸引自己走进物理学的宏大问题。 对我而言,我一直希望保留这种更宽广的视角。我曾在不同的实验平台上工作,但背后的动力始终没有改变。我热爱物理,也始终着迷于另一件事:是否能够构建一个真实存在的物理系统,让原本停留在理论中的抽象概念成为可以观察、可以检验的现实。这项实验正是这种想法的体现。 当然,它不仅源于好奇心,也建立在二十多年操控量子系统的实验经验之上。如果没有这些积累,这个想法大概永远只会停留在纸面上。 真正促使我开始这项研究的契机,其实十分平常。有一天,我看着六岁的儿子搭建属于自己的小宇宙,忽然意识到,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我们在冷原子物理学中一直在做的事情。我们创造高度可控的小型系统,并尽可能将它们与外部世界隔离。对于系统自身而言,没有外部环境,没有外部观察者,也没有任何外部时钟。 于是,一个问题自然浮现出来:如果一个系统无法接触任何外部时钟,它如何知道时间正在流逝?又如何仅凭自身的演化,为事件建立先后顺序?这正是量子宇宙学中著名的“时间问题”的一种具体形式。冷原子实验之所以适合研究它,是因为我们能够在实验室中构建这一情境的简化模型,并直接观察一个内部时间变量是否会随着系统自身的演化而产生。 Our Narratives惠勒–德威特方程提出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它描绘了一个没有内置时间参数的宇宙。为什么直到今天,人们才开始尝试通过实验去检验这一思想,即便只是间接验证?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 乔瓦尼·巴隆蒂尼:我会谨慎使用“验证”这个词。惠勒–德威特方程属于量子引力理论,我并没有直接检验量子引力本身。我真正研究的是它提出的一个核心概念,也就是一个封闭系统如果不存在外部时间变量,会发生什么。我只是建立了一个实验系统,使这一原本停留在理论层面的问题能够真正进入实验室。 事实上,这个方向已经取得了一些重要进展。例如,许多实验都研究过佩奇–伍特斯机制(Page–Wootters mechanism)。这一理论认为,时间可以从时钟子系统与系统其余部分之间的量子关联中涌现。它是一个非常优美的思想,说明即使整个量子态保持静止,系统内部依然能够存在关联,而对于身处系统内部的观察者来说,这些关联便表现为演化。 我们的工作则建立在另一种物理直觉之上。作为实验物理学家,我并不认为脆弱的量子纠缠是时间涌现唯一的机制,甚至未必是最稳健的一种。 热力学告诉我们,当我们放弃完整的微观信息,对系统进行粗粒化处理,只关注其中一部分自由度时,时间箭头便开始出现。熵因此具有意义,事件也开始拥有先后顺序。 我的问题正是由此出发。我关注的不是时间是否能够从理想化的量子关联中产生,而是一个封闭的量子系统,是否能够仅凭自身不可逆的信息重新分布,构建出属于自己的内部时间变量。 从这个意义上说,时间诞生于一种“无知”。这里所谓的无知,并不是认知上的缺陷,而是热力学中不可避免的粗粒化过程。正因为我们无法掌握全部信息,熵才得以定义,时间也因此获得了方向。 Our Narratives这项实验由你独立设计、独立完成,并以单独署名发表。在实验物理学中,这样的情况并不多见。这是刻意的选择吗?独自完成整个项目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乔瓦尼·巴隆蒂尼:这并不是一开始就制定好的计划,但确实是经过认真思考后的决定。随着科研生涯不断推进,人总需要寻找新的挑战。去年,我发表了一篇单独署名的理论论文,那之后我开始想,也许下一步真正值得尝试的,是完成一篇单独署名的实验论文。 独立完成整个项目,也改变了研究本身的发展方式。最大的不同在于,我能够让想法按照自己的节奏自然演化,而不必在每一步都向别人解释自己的思路,或者不断证明某个转折为什么合理。 团队合作当然有它的重要价值,我的大多数研究也都是这样完成。但一个新想法最初萌芽的时候,往往并不是线性的。它需要不断试错、修正方向,有时甚至需要暂时接受混乱。独自工作让我能够更加直接地跟随自己的直觉,也让实验本身不断反馈新的启发。 除此之外,还有一种非常纯粹的快乐。 我依然喜欢待在实验室里,亲手操作自己搭建的设备,亲自完成实验。直到今天,这仍然是我最享受的事情。随着资历增长,许多实验物理学家都会逐渐离开实验台,把更多时间投入项目申请、团队管理和行政事务。我理解这是科研发展的必然过程,但我始终没有真正适应那样的角色。我仍然觉得,作为一名物理学家、一名实验者,我还有很多事情希望亲手完成。 这项工作的诞生,也与当前英国科研环境有关。如今,人们越来越强调应用导向,量子技术成为最受关注的话题,而愿意长期投入基础研究、以纯粹好奇心驱动探索的人反而越来越少。因此,这项工作的独立性既是个人选择,也是现实环境共同促成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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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st's impression of the Cassini spacecraft flying through the ice plumes of Enceladus, Saturn's moon

生命留下的痕迹

生命留下的模式 Self portrait · Photo courtesy of Dr. Fabian Klenner 搜寻地球之外的生命正转向一个新领域:隐藏在分子中的统计秩序 编者按 Fabian Klenner 博士是加州大学河滨分校行星科学助理教授,也是发表于《自然·天文学》的一项研究合著者。该研究提出了一种全新的统计框架,旨在从有机分子中识别生命活动留下的痕迹。他的研究长期聚焦于太阳系中的海洋世界,尤其是土星卫星土卫二和木星卫星木卫二,以及未来可能用于判断地球之外是否存在生命的探测仪器与方法。目前,他参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木卫二快船任务,并协助规划未来的土卫二探测计划。本次访谈于 2026 年 6 月进行。 — Adelina 数十年来,寻找地球之外生命的工作经常建立在一个看似简单的前提之上:找到正确的分子。例如氨基酸或脂肪酸,也就是生命化学活动留下的分子特征。然而,仅仅发现这些化合物从来不足以证明生命的存在。它们能够在太空中自然形成,能够出现在陨石之中,也能够在模拟早期行星化学环境的实验室实验里产生。生命会制造它们,而宇宙本身即使没有生命参与,同样也会制造它们。 发表在《自然·天文学》上的一项研究提出了另一种思考方式。真正值得关注的,或许并不是存在哪些分子,而是这些分子如何被组织起来。研究人员发现,生命系统会在相关有机化合物中留下独特的统计模式,而这种模式并不会在非生物化学过程中自然重现。这种特征并不储存在某一个单独的分子之中,而是从分子彼此之间的关系中显现出来。 这项研究借鉴了一个看似与天体生物学相距甚远的领域:生态学。生态学家用来衡量生态系统中物种丰富度与均匀度的多样性指标,在分子世界中竟然同样适用。研究团队将这一框架应用于约一百组数据,涵盖微生物、土壤、化石、陨石以及实验室合成样本,结果能够稳定地区分生物来源与非生物来源的材料。更引人注目的是,即使在经历长期降解之后,包括已经化石化的恐龙蛋壳在内的样本,仍然保留着能够被识别的规律痕迹。 我们与这项研究的合著者 Fabian Klenner 进行了对谈,讨论这种组织性特征究竟揭示了什么,以及它对于在土卫二、木卫二及其他天体上寻找生命意味着什么。 Multidimensional scaling plot showing the statistical dissimilarity between amino acid samples of biotic origin (green), abiotic origin (pink), and mixed samples (blue). Biotic and abiotic samples clu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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